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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后的头一年里，若论全国各大城市公安局局长的更替频率，南京恐怕要拔得头筹。

  自1949年5月1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挂牌办公算起，至当年年底，短短7个多月的时间里，竟有三位战功赫赫的老革命先后坐上过市局局长这把交椅。

  南京曾是政府的首都，在政权土崩瓦解、败逃台湾之前，其下属的多个，如保密局、中统等，在此地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潜伏特务组织。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畏罪潜逃至此的军警宪特、溃败的散兵游勇、返乡报复的还乡团、鱼肉乡里的恶霸，以及趁乱作案的江洋大盗等各色刑事犯罪分子。

  因此，肃清敌特、打击各类犯罪分子，始终是新生公安机关压倒一切的首要职责。

  这支队伍的职责被明确界定为：在全市范围内广泛收集各类情报，经过甄别、归类后，提供给市局或各分局的政治保卫、刑事侦查、治安管理等部门作为参考；并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参与对重大案件的侦查活动。

  这种参与又分为两种模式：“完全独立侦办”和“派员协同其他部门侦办”，权力不可谓不大。

  时年23岁的他，武工队出身，年纪虽轻，却已在战火中历练出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和远超同龄人的沉稳机警。

  自1950年2月初向特侦队报到以来，他便一直从事着最基础也最关键的情报收集工作。

  寻梦茶楼是一家大众化茶楼，溜儿四开间的平房，里面摆着20来副座头，显得有些局促，供应的是最粗的茶叶末子，来此消费的大多是附近的居民、码头上的力夫、走街串巷的小贩以及一些无所事事的闲人。

  他连续蹲守了数日，发现每天来此喝茶的茶客，看似东拉西扯，实则信息量巨大，涉及三教九流、市井百态。

  1950年3月14日清晨，南京市公安局特侦队的侦查员程芝清，穿着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走进了位于下关区宝善街的一家名为“寻梦茶楼”的铺子。

  南京本地的两拨乞丐为了争夺一个从长江沙场里挖出来的“宝盒”，已经约好了时辰在城隍庙旁边的三圣庙进行“斗法”。

  原来，早春时节，新年刚过，家家户户的余钱余粮都在年节里消耗得差不多了，没有多余的零钱和食物来施舍。

  即将要去三圣庙斗法的那两个乞丐帮派，帮中的青壮年乞丐们在长江边的沙场干那最苦最累的活儿——挑沙。

  他们从河沙里捞上来的是一个金属盒子，消息一出，立刻在乞丐的圈子里炸开了锅，两个帮派都认定这“宝盒”是天降横财，为此争执不下，最终才约定了这场江湖气十足的“斗法”。

  程芝清不动声色地放下茶碗，在桌上留下几枚铜元，起身混入人流，朝着三圣庙的方向走去。

  三圣庙距离“寻梦茶楼”并不算远，程芝清还未到庙前，一阵乱哄哄的人声便已传来。

  只见庙门口的空地上，黑压压地聚了四五十号乞丐。除了乞丐，另有十几个闻讯前来看热闹的闲人，远远地站成一圈。

  据那些闲人所说，旧社会乞丐们的斗法方式五花八门，但无一不充满了血腥与残忍。

  正说着，庙门里走出了两个为首的人物，正是甲乙两帮的丐头——丁大头和双龙。

  他们身后，紧跟着发现“宝盒”的黄富昌和吉顺根，二人果然合力提着一个用粗麻绳捆得严严实实的竹篮子。

  原来，黄富昌装沙时发现金属盒子，一旁正准备换肩的吉顺根却是眼疾手快，把盒子紧紧抱在了怀里，两人就这么在沙船上撕扯争执起来。

  乞丐们纷纷围观，一听是为了一口从江沙里挖出的盒子起了争执，不约而同地将其认定为“宝盒”。如果里面有黄金珠宝之类的硬通货，如果用这笔钱开个小作坊，大伙儿就都能告别乞讨，吃上安稳饭了。

  抱着这样的念头，黄、吉二人的个人争执，迅速演变成了两个帮派之间的集体对峙。

  丁大头和双龙赶到现场，一看手下们那剑拔弩张的架势，交换了一个眼色，同时摆手喝止。

  随后，两人将当事人黄富昌和吉顺根叫到一旁，问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又让黄富昌交出了那个沉甸甸的“宝盒”。

  丁大头掂了掂盒子，朝双龙拱了拱手：“双龙兄弟，你看这事儿，怎么个了结法才算公道？”

  别看双龙一副江湖莽夫的模样，他却是识文断字的，据说幼时还念过几年私塾。因此，他对解放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比旁人要了解得多。

  双龙开口道：“丁兄，这事儿要是放在旧社会，没别的，就是拳头说话。可如今是坐天下，人民政府有规矩，容不得咱们再像过去那样胡来。”

  其二，若是不愿平分，那就按江湖上的老规矩，用非暴力的方式——斗法。哪方赢了，盒子就归哪方，但赢家得知礼数，置办些酒肉请输了的弟兄们吃喝一顿，一醉泯恩仇。

  丁大头天生嗜赌，手头只要有几个子儿，哪怕只够买一个烧饼，也宁愿饿着肚子去跟人掷骰子。因此，他对平分财宝的提议毫无兴趣，当即拍板：“就斗法！看看我丁某人的运气如何！”

  约定时间一到，庙前土台上，双龙示意丁大头上前。丁大头拱手对台下众人说，他与双龙商定以斗法定物品归属，规矩是胜者得物、败者不得纠缠，随后请双龙宣布斗法方式。

  双龙作揖后表示，新社会要文明，斗法改用掷铜板 —— 双方各派代表，各猜三次正反面，猜对次数多者胜，若平局则加赛至分胜负，台下乞丐纷纷叫好。

  最终丁大头方代表三猜两中获胜，丁大头喜提竹篮，割断麻绳取出 “宝盒”，又将匕首递给双龙，让他当众打开盒子，让众人见识里面的宝贝。

  双龙倒也爽快，接过匕首，对准盒子的锁扣处用力一撬。只听“咔嗒”一声，那看似坚固的机关锁应声而开。他深吸一口气，在众人屏息地注视下，缓缓掀开了盒盖。

  丁大头也迫不及待地凑上前去。两人同时朝盒内望去，下一秒，竟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惊疑不定的叫喊：“咦——”

  只见那盒子里铺着厚厚的紫色锦缎，上面并非众人翘首以盼的金条或珠宝，而是静静地躺着一支乌黑锃亮的左、两排码得整整齐齐的黄铜子弹、一把镌刻着“军人魂”字样的短剑，以及一个被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木盒，木盒里似乎装着一本小册子。

  双龙最先回过神来，他的脸色变得异常严肃，声音也有些发颤：“这……这玩意儿……得马上上交政府啊！

  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最终跟在丁大头和双龙身厚，浩浩荡荡地朝着下关公安分局走去。

  程芝清混在渐渐散去的人群中，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也朝着分局的方向走去。

  下关分局值班室的公安人员，见到这么一大群乞丐涌进大门，着实吃了一惊，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件。待到双龙上前，用他那半文不白的话语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并将那个金属盒子恭恭敬敬地放在接待桌上时，值班人员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那把代表着剑主黄埔军校毕业生身份的“军人魂”短剑，在军队中曾是荣誉的象征，但随着政权的覆灭，它的价值也一落千丈。

  这本小册子是用汉字打字机打蜡纸油印而成，工艺简单但纸张讲究，用的是美国进口道林纸。

  封面宋体字印着《小学生必须认识的三千个汉字》，下方是 “广东省广州市第三公立小学” 的落款，右上角标注 “专供国文教师使用”，看似是广州教育界编印的小学语文教师辅导材料。

  但公安人员翻开正文后生疑：正文虽为通用汉字（约 4200 个，略多于封面标注），但每个汉字前都对应一组六位不同阿拉伯数字。

  他们初疑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经分局研究四角号码的用字典验证，确认数码与四角号码无一组对应。

  当天下午，下关分局便将此案的详情整理成报告，紧急上报到了市局，并很快就汇报到了陈龙局长的案头。

  早在延安时期，他便率领着一班保卫干部，在与形形的敌特分子的较量中屡建奇功。

  后来，他出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部长、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更是与那些狡猾透顶、穷凶极恶的特务、日本特务、土匪恶霸等频繁交锋，在实战中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城市公安工作斗争手段，被誉为开创我党城市公安工作先河的领头人之一。

  此刻，陈龙局长听完汇报，又仔细翻阅了下关分局送来的材料和那本小册子的照片。

  他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沉思片刻后，给出了一个极具分量的判断：“这个盒子的背后——或者说得更确切点，这本密电码的背后，非常有可能隐藏着一个成建制的敌特组织。这个组织不简单，应该是特务机关在溃败前留下的正规潜伏班子，因为他们有电台！”

  陈龙局长当即拍板：“立刻立案！从市局特侦队抽调三名精干侦查员，与下关分局的一起，组建联合专案组，对该案展开全面侦查！务必尽快破案，将这伙隐藏在南京城里的敌特分子挖出来！”

  命令传达下去，一个以乞丐报案日期命名的专案组——“3·14”案联合专案侦查组，便宣告成立。

  市局特侦队队员程芝清，作为最早接触到该案线索的侦查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被抽调的三名特侦队员之一。

  更让他感到压力的是，领导还指派他担任了专案组的副组长。而专案组的组长，则由特侦队另一位经验更丰富的老侦查员刘度一担任。下关分局也相应地抽调了三名熟悉本地情况的侦查员加入。

  当天下午2点，刚刚组建的“3·14”案专案组六名成员，就在临时设于下关分局的一间办公室里碰了头。一番简短的相互介绍后，没有片刻耽搁，一行人立刻驱车前往发现“宝盒”的长江边沙场。

  为了准确还原现场，他们还特地叫上了昨天那场风波的两个关键人物——黄富昌和吉顺根。

  专案组首先请黄、吉二人详细复述了一遍捡拾的盒子的具体经过和位置。随后，他们又找到了沙场的老板张先生，让他把昨天发现盒子的那条沙船上的两名采沙工叫了过来。

  专案组首先询问的，便是那船夹带着“宝盒”的沙子，究竟是在江中哪个位置采捞到的。为得到最准确的信息，他们登上了那条小船，请采沙工兄弟撑船，将侦查员们带到那个具体的水域。

  小船划到离江岸大约20多米处便停下了，采沙工指着脚下的江水说，就是这里。侦查员取出一根长长的竹竿探入水中，测量了一下水的深浅，大约在一米八左右。

  回到岸上，生性细致的程芝清又让采沙工取来了采沙用的帆布沙兜，将那个金属盒子重新放进一堆沙子里，请采沙工当场演示了一遍。

  专案组向沙场张老板了解到，他是今年3月初才到这片江滩来设置沙场的，在此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滩涂。

  而更重要的是，张老板清楚地记得，在今年1月底他前来勘察场地位置时，正值长江冬季枯水期，刚才采沙工所指认的那个捞到盒子的位置，当时根本不在水下，而是江滩的一部分，人是可完全直接走过去的。

  这意味着，那个盒子并非是被人直接扔进滚滚长江，而是非常有可能在枯水期时，被人为地埋在了江滩的沙地里！

  带着这个重大发现，侦查员们返回了下关分局的专案组驻地，立刻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

  首先，根据盒子内的物品，专案组很快达成了共识：盒子的主人，应该是一名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

  而那本可疑的密电码，则清晰地表明，此人绝非普通军官，而是一名潜伏特务组织中的头目。在庞杂的特务体系中，黄埔军校毕业生干特工的，十有八九都隶属于戴笠手下的“军统”（抗战胜利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从盒内物品受江水侵蚀的轻微程度来看，时间并不长。再结合沙场老板的证言，可以断定，盒子被埋的时间，就在南京解放之后，大约是今年一二月份之间。

  侦查员们各自发表了看法，最后大家的思路都集中到了市局特侦队的老侦查员周提出的一个观点上。

  这个观点大胆而又合乎逻辑：盒子不应当是盒主本人扔掉的，而是被其他人瞒着盒主获取之后再做处理的。

  其理由十分充分：假如盒主自己想要销毁这些罪证，他有的是更稳妥、更彻底的办法。

  比如那本密电码，划根火柴就能烧个干干净净，化为灰烬，不留半点痕迹。至于手枪、子弹和短剑，处理起来也更方便，偌大的南京城里，秦淮河、玄武湖，还有数不清的池塘和废井，随便找个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一扔，便石沉大海，谁能发现？

  何必非要冒着被人发现的风险，抱着这么一个沉甸甸的金属盒子，大老远地跑到长江边上来处理呢？

  于是，在首次案情分析会的最后，专案组一致决定，将侦查的主攻方向，暂时放在查找近期在下关区一带有重大作案嫌疑的盗窃犯身上。

  当天夜里，六名侦查员兵分三路，根据下关分局刑警队提供的、对本地惯偷和地痞流氓的摸排情况，悄然展开了调查。

  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便有两名符合“近期突然手头阔绰”特征的嫌疑人，被先后“请”进了下关分局。

  之后的几天里，专案组又进行了大量的摸排走访工作，却再也未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整个案件的侦查，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3月19日晚，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组长刘度一首先做了自我检讨，承认之前将侦查方向完全锁定在“小偷”身上，可能是一个决策性的失误。

  葛新鸣在参加革命前，曾在铁匠铺里当过两年学徒，对金属器物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

  开会时，他下意识地把那把作为证物的“军人魂”短剑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察看着。这把剑，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但这一次他似乎看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良久，他忽然开口说道：“组长，们，我听说军官有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种短剑的剑柄上。咱们手里的这把，剑柄上现在虽然是光滑的，但你们仔细看，这里，好像有被打磨过的痕迹。咱们能不能请技术部门的专家来鉴定一下，看看能不能从这些痕迹里发现点什么？”

  第二天上午，鉴定结果出来了，消息令人振奋：短剑的剑柄上，确实曾经镌刻过汉字，但后来被人用极为细致的手法给打磨掉了。

  不过，在专业的仪器下，依然可以分辨出残留下的一个字的部分笔画痕迹，那是一个类似“干”字的偏旁。

  这个“干”字，在当时并非一个完整的汉字。从打磨的痕迹和位置来判断，这个笔画应该属于短剑主人姓名的第一个字，也就是他的姓氏。

  既然这把短剑是黄埔军校发给毕业生的纪念品，那么，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查，找到失主似乎就有了希望。

  专案组立刻从有关部门搞来了一本由华东社会部内部编印的油印资料《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名录》。

  创建于1924年的黄埔军校，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里，历经数次改名，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多家分校，但习惯上仍统称为“黄埔军校”。从这所庞大的军事院校里走出来的军官，人数多达六位数。

  而“王”姓，又是中国的一个大姓，在这本名录里的出现频率极高。想要从成千上万个王姓毕业生中，找到那个可能潜伏在南京的特务，无异于大海捞针。

  新的侦查方向，似乎刚刚出现了一丝曙光，就又被一堵看似无法逾越的高墙给挡住了。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认为，葛新鸣的这个发现是正确的，方向没有错，只要另辟蹊径，将这个大海捞针的范围，尽可能地缩小。

  经过一番讨论，专案组决定采用一个“笨”办法，但或许也是当下唯一可行的办法：解放后，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和关押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部分已经被处决，一部分判了刑的关押在老虎桥监狱，而更多的未决犯，则分别羁押在市局和各分局的看守所里。

  这些在押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时期的旧军官。他们中间，很可能有人知道南京这边是否潜藏着符合特征的王姓黄埔军校毕业生。可以去向这些人了解情况，进行排查。

  于是，专案组六人再次分头行动，分别前往老虎桥监狱、市局看守所以及下属各分局的看守所，开始了一场特殊的“狱中寻访”。

  程芝清拿到名单后，首先将其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三个人圈了出来，决定先从这三人入手。

  材料显示，王一宽，1917年出生于南京本地，1936年6月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毕业后，被分派到部队担任连长，后因作战勇敢，升为副营长。

  就在他仕途看好，有望再度晋升之际，却在一场与日军的战斗中不幸负伤，一条腿落下了残疾。

  1943年前后，他接受了中学同学叶逊先（其时已在汪伪政权中担任官员）的邀请，返回南京，与叶逊先合伙开了一家中药批发行。

  抗战胜利后，叶逊先因汉奸罪被捕，判了无期徒刑，他们合伙开的批发行也被作为敌产没收。

  后来，政府念及王一宽是“革命军人”、“抗战功臣”，又发还给了他该批发行三分之一的资产。

  王一宽便用这笔款子，自己经营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小百货商品批发商行，一直持续到解放后。

  材料的最后，记录着王一宽的家庭情况：家住南京市秦淮区长乐街，妻子名叫袁慧丽，镇江人氏，两人于1944年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程芝清正看着，一名管教走了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道：“程，这个王一宽有点奇怪。他因为罪进来的，却一点也不像个犯，文质彬彬的，倒像个教书先生。而且，他入狱之后，异常地安静，从不惹是生非，每天就是看报、学习，好像对坐牢这件事一点也不抗拒，甚至……还有点安之若素的意思。”

  这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面容斯文的中年男子，一身干净的囚服穿在他身上，若不是他走路时左腿微微有些跛，任谁也无法将他与那个曾经在战场上和日本人浴血奋战的军官形象联系起来。

  谈话开始，程芝清没有兜圈子：“你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那么，你应该也有一把‘军人魂’短剑吧？”

  话音刚落，王一宽的眼神里便透出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慌，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语速急促地回答道：“报告长官，在下没有短剑！”

  王一宽坐回椅子上，眼神躲闪着，似乎在极力组织着措辞：“不好意思，长官，我……我当年因为有两门功课挂科了，所以只能算是肄业。按照学校的规定，肄业生是没有资格被授予‘军人魂’短剑的。我档案材料上填的那个‘毕业’，是……是瞎填的，为了面子上好看些。”

  程芝清没有继续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纠缠，而是转而询问起了其他在南京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情况。

  王一宽对此则是一问三不知，只说他当年从重庆返回南京经商后，为了避嫌，便跟方面的所有同僚、同学都断了来往，所以对这一些状况一概不清楚。

  之后，程芝清又分别找了另外两名被关押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谈话，却再也没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返回下关分局专案组驻地的路上，王一宽那个紧张的眼神，始终在程芝清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个人一定隐藏着什么重大的问题。

  程芝清是个生性谨慎的人，没找到确凿证据，在会上他只是简单汇报了秦淮看守所的调查情况，并未提及自己对王一宽的怀疑。

  程芝清查阅那本《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名录》时，确实也没找到王一宽的名字。

  可一个连毕业生名录上都找不到名字的人，为何要在自己的档案里谎称“毕业”？仅仅是为了面子好看？这似乎有些牵强。

  程芝清大胆假设：王一宽撒了谎，他不仅有那把“军人魂”短剑，而且他当年从重庆返回南京经商这件事本身，就不是他自己档案里所写的那么简单！

  如果王一宽返回南京，并非单纯的个人经商行为，而是接受了，比如戴笠主持的“军统局”指派的任务，那么，他就是一个从军队转调到特务系统的秘密特工。

  抗战期间，王一宽利用与汪伪官员叶逊先的同学关系以及合伙经商的便利，在南京潜伏下来，为重庆方面搜集情报。

  南京解放前夕，政权风雨飘摇，保密局在撤退前必然会布置大量的潜伏特务。

  以王一宽的资历和对南京本地情况的熟悉程度，他被选中并委以重任，担任一个潜伏特务组织的头目，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他之所以要磨掉短剑上的名字，并将装有密码本和武器的盒子处理掉，则是因为他内心恐惧，不敢执行潜伏任务。

  他害怕被新政权清算，更害怕遭到潜伏组织内部的“纪律制裁”。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自认为万全的法子——找个地方躲起来。

  王一宽那桩看似不合常理的案，以及他那异乎寻常的主动自首行为，似乎都有了最合理的解释。

  他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目的是为了能“名正言顺”地进入监狱，从而“金蝉脱壳”，摆脱自己身上那个危险的特务身份。

  程芝清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想到了一个人——王一宽当年的生意伙伴，那个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正在老虎桥监狱服刑的大汉奸叶逊先！

  只要能从叶逊先的口中，撬出当年王一宽是如何主动找上他，并“迫切”要求回南京合作的真相，那么，王一宽身上那层伪装，就将被彻底撕开！

  次日一早，程芝清没有跟专案组的任何人打招呼，独自一人径直前往了位于南京城南的老虎桥监狱。

  叶逊先，自1946年被法院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后，便一直在这座监狱里服刑。南京解放，人民政府在甄别在押人员时，审查了他的案卷，认为其罪行确凿，民愤极大，应当继续服刑改造，于是，他便留在了老虎桥。

  这是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穿着一身灰色的囚服，显得憔悴而苍老，早已没了当年在汪伪政府里当处长时的那份意气风发。

  第一，详细说一说1943年，王一宽从重庆返回南京，与其合伙经商的具体情况；

  第二，在他与王一宽的交往中，是否听说或者见到过王一宽有一把“军人魂”短剑。

  据叶逊先所说，当初王一宽从重庆返回南京经商这件事，表面上看确实是他向王一宽发出的邀请。

  早在王一宽正式回南京的前一年，他们两人之间就已经有了倒腾中药材的生意合作。

  当时由于战争的原因，交通阻隔，贸易中断，沦陷区的平民百姓想要买到西南大后方出产的地道中药材变得极为困难。

  物以稀为贵，凡是从西南过来的中药材，在上海、南京等地的价格都一路飞涨，利润惊人。

  王一宽在重庆经营中药材批发，脑子活络，不满足于只做那些冒险前来进货的沦陷区批发商的生意，便动起了直接在南京设立一个批发窗口的念头，以赚取更大的利润。

  当时，叶逊先正在汪伪南京政府下面的卫生局当处长，手握向日军和汪伪“和平军”调拨中西药材的大权。

  王一宽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这个情况，便主动派人从重庆辗转来到南京，找到了叶逊先，洽谈合伙经商之事。

  叶逊先当汉奸，为的就是捞钱，对于送上门来的财路自然是多多益善，当即一口答应。但是，出于谨慎，他提议先由王一宽从重庆发一批货过来，由他负责在南京推销出售，算是“试试水”。

  正当叶逊先考虑是不是可以让王一宽派个信得过的人过来，直接在南京开一家中药材批发行时，王一宽的来信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信中的措辞和语气，显得比叶逊先还要迫切。

  王一宽在信中说，他在重庆的生意伙伴都是西南本地人，到南京人生地不熟，恐怕玩不转，所以他决定亲自回南京主持经营，并保证进货渠道畅通无阻。

  叶逊先的这番证词，与王一宽之前所说的“受叶逊先邀请才回南京”的说法，出现了致命的矛盾！

  王一宽在这件事上撒了谎，他才是那个主动的、迫切地要求回到沦陷区南京的人！

  他跟王一宽在一起，谈的都是生意上的事，从来不聊其他。因此，他并不知道王一宽是否有什么“军人魂”短剑。

  王一宽回南京的动机存在重大疑点，这几乎能肯定他就是一个接受了“军统”派遣任务的潜伏特工！

  秦淮分局里，程芝清很快就找到了负责办理王一宽案件的那位刑警，一个名叫小季的年轻人。

  听程芝清说想了解一下王一宽案的详细情况，小季显得有些意外，但还是热情地从档案柜里找出了案卷。

  小季一边翻着案卷，一边说道，“您见过那个王一宽了，那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能干出那种禽兽不如事情的人啊。”

  “我跟您说，案发那天晚上，正好是我值班。接到受害人父亲的报案电话时，我听着电话那头又是哭又是骂的，寻思着这个叫‘王老板’的案犯，肯定是个满脸横肉、凶神恶煞的家伙。”

  “向领导报告后，我还特地多要了两个民警当助手，准备去抓人。可我们几个人配齐了枪，刚要出门，门口警卫室就打来电话，说有人前来投案自首。你猜是谁？就是这个姓王的！我出去一看，嘿，竟然是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书生模样的主儿！”

  “可不是嘛！ 我也想不通啊！你说他作案的时候，又没喝酒，神志清醒得很，怎么就犯了那股冲动？作案之后，怎么又这么快就良心发现，主动跑来投案自首了？这前后的反差也太大了。”

  这姑娘不仅长得漂亮，是学校里公认的“校花”，而且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在那个年代，像章柳萍这样的少女，自然是众多男青年追求的对象。

  但章柳萍心气很高，她的志向是考上国内最好的大学，将来再找一个顶天立地的革命军人当伴侣。

  案发那天下午，章柳萍放学回家，却发现忘了带家门钥匙。父母当时都还没下班，家里没人，她没法进门。因为惦记着要完成当天的功课，她便敲开了隔壁王家的大门，想借王家的客厅做一会儿作业。

  不巧的是，那天王家也正好只有王一宽一个人在家，他的妻子袁慧丽带着孩子外出走亲戚去了。

  王一宽面对着这个亭亭玉立、青春靓丽的邻家女孩，不知怎么就鬼迷了心窍。他竟然不顾章柳萍的苦苦哀求和拼死反抗，对她实施了。

  等到她的母亲回来，发现女儿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觉得不对劲，撞开门一看，才发现女儿已经割腕自杀，幸亏发现得早，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元旦前半个月……程芝清在心里默默计算着时间。如果那个江底沉盒是在一二月份被埋下的，那么王一宽的入狱时间，恰好就在处理掉那个盒子之后不久。

  王一宽，为了逃避自己作为潜伏特务的使命，为摆脱来自特务组织和新政权的双重压力，竟然不惜以毁掉一个花季少女一生的代价，为自己精心导演了一出“犯罪入狱”。

  然而，他千算万算，却算漏了一点：他处理掉的那个盒子，并没有如他所愿那般，永远地沉寂在江底的泥沙之中。

  在基本锁定了王一宽的重大嫌疑之后，程芝清当晚便向专案组组长刘度一作了详细的汇报。

  经过专案组紧急碰头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王一宽这条线索极具价值，必须立刻围绕他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

  于是，第二天一早，即3月23日，专案组调整了部署，将全部力量都扑在了这个新的调查对象身上。调查工作兵分两路：

  负责前往王一宽位于长乐街住所的，是侦查员老周和葛新鸣。两人根据王一宽被捕后在看守所登记的家庭住址，很顺利地就找到了那栋带院子的二层小楼。

  那几人也都穿着便衣，见老周和葛新鸣这两个陌生面孔闯进来，立刻警惕地喝问：“什么人？”其中一个还上前一步，看样子是准备盘查他们。

  对方接过去一看，见是市局特侦队的人，不由得一怔，随即有些诧异地说道：“市局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我们也是刚刚接到报案才赶过来的。”

  一番交谈下来，他们才弄明白，原来王一宽出事进了局子之后，他的妻子袁慧丽因为感到颜面尽失，无地自容，第二天就带着一双儿女回了镇江的娘家。

  这栋房子空了一段时间后，袁慧丽便委托她在南京工作的堂妹袁慧婕，找了一家中介公司将房子租了出去。

  而现在住在这里的房客，姓时名杰，是一位从上海调来支援南京造船工业的船舶专家。

  就在今天清晨，时杰家里竟然闯进了两个歹徒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入室抢劫案！

  今晨六点左右，时杰老母亲早起准备早餐时，两名歹徒闯入，持刀控制并捆绑她，逼问出时杰夫妇及孩子在楼上后，又将四人制服并背对背捆绑。

  秦淮分局刑警赶到，因时家人受冻或受惊，先联系救护车送医，刚送完准备勘查现场，老周和葛新鸣便上门了。

  了解清楚情况后，老周和葛新鸣商量了一下，寻思既然受命是来找王一宽的妻子袁慧丽了解情况的，那现在看来，就只能去镇江跑一趟了。

  至于这边发生的这起抢劫案，虽然蹊跷，但并不在他们“3·14”专案组的侦查范围以内，自然也就不便过多过问。

  当时，两人谁也没意识到，这起看似偶然发生的抢劫案，与他们正在侦查的“宝盒”之间，存在着致命的联系。

  镇江与南京相距不远，老周和葛新鸣抵达后，按照王一宽登记表上所填写的岳父家住址，没费多大周折就找上了门。

  面对着两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公安人员，她显得很平静，似乎丈夫出事之后，再没什么事情能让她感到更大的意外了。

  老周、葛新鸣拜访袁慧丽，她称因王一宽犯事无颜留南京，带孩子回镇江娘家，将房屋钥匙交堂妹袁慧婕照看，出租房屋贴补家用。

  侦查员询问王一宽过往及社交，袁慧丽仅能提供家常琐事，无有效线索，两人失望而归，决定次日找袁慧婕。

  3 月 24 日，两人在南京某银行见到袁慧婕，其配合调查时接到镇江长途电话，随后惊慌告知需赶回镇江。

  老周、葛新鸣大惊！此案与昨日南京时家劫案手法一致，清晨作案，两名歹徒，入室捆绑，疯狂搜查，且均与袁慧丽相关，断定绝非巧合，劫匪目标一定是寻找王一宽藏匿的盒子，而非钱财。

  而那两个疯狂的劫匪，十有八九就是他的同伙，他们在不择手段地寻找那个盒子里的东西！

  刘度一当即作出决定：连夜提审王一宽！用这两起刚刚发生的抢劫案，作为攻破他心理防线的重锤！

  为了给王一宽施加最大的心理上的压力，起到一击必溃的震慑效果，刘度一排出了一个堪称豪华的审讯阵容：全组六人，一齐出动！

  夜色已深，王一宽被看守员从睡梦中唤醒，睡眼惺忪地被带到了作为临时讯问室的看守所会议室。

  王一宽定睛一看，面前这六个人，一个个神色凛然，气场强大，其中只有一个（程芝清）是他见过一面的，脸上也瞬间血色尽失。

  程芝清率先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王一宽，这么晚了，我们这么多人特地跑来找你，你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吗？”

  王一宽下意识地摇了摇头，随即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低下了脑袋，嘴里喃喃地说道：“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了……当时我也是一时糊涂，所以事后我马上就向公安局自首了……”

  刘度一沉声打断了他，“人民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看守所的墙上写得清清楚楚，你应该比谁都明白！关于你犯的罪行，不归我们管，我们今天来，也没兴趣跟你谈这个。你要交代的，是另外的事儿！”

  王一宽一下子愣住了，看着他那副故意冥思苦想的模样，刘度一决定不再跟他兜圈子，直接抛出了那记“王炸”。

  “王一宽，留给你考虑的时间不多了。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你一把，给你提个醒。”

  刘度一的语速不快，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希望你听了我下面说的这两起案子后，会有所触动……”

  随即，刘度一便将这两天里，分别发生于南京长乐街和镇江袁家的那两起惊人相似的抢劫案，简略地向王一宽叙述了一遍。他特别强调了歹徒的凶残，以及受害人一家老小所受到的惊吓和伤害。

  当王一宽听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岳父母一家，都遭到了如此暴力的洗劫和威胁时，他那张从始至终保持镇定的脸，瞬间扭曲变形。

  他“霍”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拳紧握，眼中充满了惊恐、愤怒，以及一丝深深的绝望。

  然后，他像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一般，一字一顿地说道：“好！好……既然他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那就怪不得我了！我交代，我彻彻底底地交代！”

  诚如专案组所料，王一宽确实是一名“保密局”的潜伏特务，而且，他的头衔还相当显赫，“国防部保密局驻首都地区特别情报中心”的上校主任。

  那个铜皮盒子，连同里面的手枪、子弹、密码本以及十两黄金，都是他的上级派人送来的。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煎熬后，他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金蝉脱壳”之计：先将那些罪证处理掉，然后故意犯下一桩罪行，主动自首，躲进监狱里避风头。

  于是，他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心腹手下，一个名叫沙贵的旧部，让他将那个盒子带到长江边，找个隐蔽的地方深埋起来。

  处理完盒子之后没几天，他便按照预定计划，制造了那起案，并顺利地将自己“送”进了秦淮分局的看守所。

  他原以为，事情到此便告一段落，自己能在监狱里安安稳稳地待上几年，等到风平浪静再出去。

  他没有想到，“保密局”方面看重的根本不是他这个人，而是那个盒子里装着的东西——非常有可能就是那本关系到整个潜伏网络通讯命脉的密码本！

  王一宽知道那些特务的手段，如果再找不到东西，他们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依据其供述，专案组连夜奔赴白下区莲子坊，成功抓获替他抛弃铜皮盒子的心腹沙贵。

  但新的难题随之而来：制造南京、镇江连环抢劫案的特务劫匪身份不明、踪迹难寻。

  当天下午，遵照南京市公安局指令，“3·14”案专案组移师秦淮分局，与时宅抢劫案专案组并案侦查。在秦淮分局会议室，时宅案组长老钟介绍侦查进展。

  警方对案发现场周边展开地毯式走访，虽有六名目击者称见过两名可疑男子，但外貌描述模糊，无法追踪。

  联合案情分析会上，众人各抒己见，一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歹徒为何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精准找到袁慧丽镇江娘家地址？

  老钟随即调取卷宗，一名刑警回忆，歹徒曾询问时母王家人去向，但时母受惊未答。

  就在讨论陷入停滞时，联合组长刘度一翻阅案卷时发现疑点：时家被劫物品中包含户口本。

  老钟推测歹徒可能用其销赃，刘度一却提出更深层猜想：时家通过中介租房，按规定需用户口本登记，租房凭证或被夹在户口本内。若歹徒发现凭证，便能以房屋维修为由，从中介处套取袁慧丽住址。

  中介公司老板回忆，案发前一天中午，一名三十多岁、南京本地口音的时髦女子，持时家户口本与租房凭证，以电线故障为由索要袁慧丽住址，老板未起疑便告知。专案组随即围绕中介公司展开排查，却因无监控、特征模糊，一下午毫无进展。

  次日，秦淮分局老刑警邢师傅从常年在中介门口乞讨的小乞丐处获得突破：女子乘三轮车而来，车夫左脸有一道长疤，还曾给小乞丐半块烧饼。

  下午三点，在下关区三轮车夫聚集点，侦查员程芝清、小洪找到疤脸吴车夫。 吴车夫回忆，该女子出手阔绰，双倍付车钱，上车地点为秦淮区陈家牌坊大银杏树下。

  下午五点，符合“三十多岁、本地口音、时髦”特征的朱秀香进入视线，其丈夫为南京解放前夕逃往台湾的军官。

  她承认受丈夫结拜大哥顾品良所托，以房屋维修为由从中介处获取袁慧丽住址，对特务活动毫不知情。

  深夜，侦查员如猎豹般合围棺材铺，前后门同时突破。卧房内，顾品良被惊醒，竟不顾枪口威胁，试图将一本黑色记事簿扔进火炉销毁。

  程芝清眼疾手快，当场将其截获，这本记事簿正是记录特务网络名单与联络方式的关键证据。

  随后的搜查更令人震惊：撬开铺内青石板，一个地下军火库显露出来，内有长短枪32支、子弹上千发、手雷8箱、无线电收发报机及大量金银财物。

  审讯中，顾品良交代真相：他才是“保密局南京情报中心”真正负责人，王一宽只是他推到前台的“傀儡主任”。

  抗战时期，顾品良以棺材铺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王一宽当时传递的情报均经他手发往重庆。

  1949年，他受“保密局”指令主持潜伏工作，推荐王一宽任“主任”，自己则以“特派员”身份幕后操控，为自己设置“防火墙”。

  此次连环抢劫，源于台湾方面搞混密电码顺序，需王一宽保管的备用密码本才能译电。

  顾品良派人寻王一宽无果，发现其入狱后，便指派手下张兴川、闵顺伪装劫匪，搜查南京、镇江两处住所，试图获取密码本，却因王一宽早已丢弃盒子而徒劳。

  1950年8月，南京市军管会对该案公开审判，顾品良、王一宽等首恶被判死刑，其余案犯获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历时13天，“3·14”大案圆满告破，古都南京的特务阴霾被彻底驱散，正义之光普照大地。